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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22-02-25 16: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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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2月22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点击查看)。
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9个中央一号文件。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有何内涵和深意?
中农富通西部公司为您汇集了林万龙、魏后凯、温铁军、孔祥智、高强等多位大咖对中央一号文件的解读。
林万龙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
新京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布,和往年相比,今年有何特点?
林万龙:我认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和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放在一起看。去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去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站在“十四五”的全局上,对未来五年三农工作的一个全面谋划,是对“十四五”总体的谋篇布局,这一点从文件的名字《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就可以看出来。今年则不同,今年的文件名为《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在去年的总框架下,聚焦今年要做的重点工作。
新京报:今年具体有哪些重点工作?
林万龙: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共八个方面,包括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怎么理解这八个方面的工作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特别强调了“两个底线”,很好体现了“两个融合”,提出了“三大保障”。
两个底线,即粮食安全的底线,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这个底线思维,从学界到政府,再到社会,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两个融合,即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城乡融合。
三大保障,即乡村治理的保障,政策和体制引导的保障,党的领导的保障。
明确的目标 清晰的考核
新京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部分就是粮食保障的问题,这表达了什么?
林万龙:事实上,文件第一部分粮食生产,第二部分现代农业的内容,都是和粮食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都是强调守牢粮食安全的底线。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今年的文件,和去年相比,是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2022年的工作。
新京报:具体来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方面?
林万龙:今年的文件讲粮食安全,和以往相比,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目标更量化,第二,考核更明确。
新京报:感觉确实今年文件有了更多具体目标,你怎么认为?
林万龙:首先,今年很明确地提出,粮食产量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第二,文件提出,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这都是非常具体的量化目标。第三,对不同区域采用的技术,也有非常明确的表示。比如文件中提出,“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东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在黑龙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区、寒地井灌稻区推进水改旱、稻改豆试点,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在新疆次宜棉区扩大花生生产”等。
新京报:在考核方面,文件提出,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怎么理解?
林万龙:什么是“长牙齿”?就是说任务很明确,考核也很明确,这就是长牙齿。粮食安全年年都在强调,但光强调没用,得有真东西。真东西就是制定非常明确的目标,比如文件中所说的,“把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足额带位置逐级分解下达,由中央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这就是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考核。
防止规模性返贫仍需健全机制
新京报:为什么说防止规模性返贫也是底线?
林万龙:在去年,我们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全面收官。但收官并不意味着工作就结束了,还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这非常重要,是不可突破的底线。
新京报:在巩固成果方面,今年的重点工作有哪些?
林万龙:巩固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完善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评估工作。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防返贫监测和帮扶体系,但还存在漏洞和不足。我们的调研发现,其中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部门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共享还很不够,这个防返贫监测体系还没有做到“应纳尽纳”。这会严重影响监测帮扶的效果,加大致贫返贫风险,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跨部门工作会商和信息互通机制,推动各层级防止返贫监测和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数据共享”,非常有针对性。
新京报:如何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呢?
林万龙:从具体的措施上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都是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的工作。第十三条,特别强调了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强调产业发展,把产业的短板补上,提高脱贫人口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等。第十四条,则着重强调了加大对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这两项工作。第十五条,则关注过去政策实施的成效。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央大概出台了三十多项帮扶政策的调整文件,这些文件在各地的落地情况如何?实施情况怎么样?2022年就要特别关注这些方面的工作。
县域是城乡融合载体 布局今年细化
新京报:为什么说文件很好体现了两个融合?
林万龙:文件第四部分一开始,也就是第十六条,详细地规划了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工作,包括“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加快落实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政策”等,都是非常具体在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措施。
新京报:我们发现,文件中多次提到了“县域”的概念,怎么理解?
林万龙:确实如此。我之前一再强调,乡村振兴必须是城乡融合视角下的乡村振兴。而县域内城乡融合又是重中之重。一号文件也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路。比如第十七条,提到“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第十八条提出“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第十九条提出“实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第二十一条中提出,要“统筹城镇和村庄布局”,第二十四条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第二十五条提出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域统筹”。从这些条文中可以看出,城乡融合的思路目前是非常清晰的。城乡融合的重点在县域的城乡融合,不论是乡村产业发展、商业体系的建立,还是就业的扩大、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的统筹、数字化的建设,都必须纳入县域范围统筹布局。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就是县域。这一点在以前其实已经多次强调,但这一次,做了非常细化的布局。
城乡融合要重视“和而不同”
新京报:从乡村落后于城市,到以城带乡,再到城乡融合。当前,城乡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未来的城乡融合,哪些方面会成为重点?
林万龙:当前以县域为范围的城乡融合,我认为应该重视“和而不同”。要以城乡融合特别是县域内城乡融合的视角,而不是孤立的农村、农民、农业为视角,去强调和推动乡村振兴及发展,这就是“和”。如果把乡村和城镇分开来看,那是分割的视角,不叫融合。融合的核心应该是“和”。从具体的措施看,文件中所强调的县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等,这些都应该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建设,这都是“和”。所谓“不同”,则是不要同质化,不要盲目地用城市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去发展乡村。
新京报:也就是说,乡村发展要有乡村的特色?
林万龙:不仅如此。比如第二十一条中所说的“因地制宜,有力有序地推进乡村建设”“不超越乡村的发展阶段”。不同应该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时效问题,文件明确提出,要“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把握乡村建设的时度效”。第二,文件还提出要“立足村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设,不盲目拆旧村、建新村”,这一要求,非常具体且具有针对性。我们知道,在此前,一些地方的大拆大建引发了广泛关注。第三是实际需求问题,比如文件对农村厕改工作,提出了具有很强针对性的意见。过去一些地方推动农村厕改,搞一刀切,不顾农民的生活习惯,不顾地理环境和实际条件的限制,建了很多没用的厕所。所以这一次明确提出,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厕改。第四是多样性,可以看到,在文件第二十七条明确提出“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这一条非常有意思,也是以前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没有提过的。包括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也体现了丰富性、多样性。我到过西部很多村,发现一些村为了搞乡村建设,建了很多篮球场,根本用不上。因为年轻人都走了,但篮球场并不是没用,反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让留守的妇女们跳广场舞。所以,城乡融合一定要“和而不同”,“和”是根本,“不同”是特色。
乡村振兴不能只有功利目标
新京报:当前,很多人理解乡村振兴,是因为要保障粮食生产、要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我们建设乡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林万龙:当前,对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很多是从功利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解读的。比如说,有观点认为,乡村不发展,农业不稳住,粮食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国家发展的基石就不稳;再如,有人提出,乡村不发展,农民收入不增加,农村消费市场就难以激活,国内大循环就会受阻,国际国内双循环就难以畅通等。这些看似立足粮食安全和国内消费大循环的观点,实际上都带有功利性的。
新京报:为什么说这些理解是功利性的?
林万龙:可以反过来想,假如说,中国有一天不愁粮食了,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管种粮农民的利益了?再假如,如果城市消费足以支撑国内大循环,是不是就不用关心农民增不增收的问题了?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发展乡村,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确实有功利的目标,但绝不只有功利化的目标,更有价值观方面的目标。
新京报:非功利的目标是什么?
林万龙:我们推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谋幸福,是为民族谋复兴。而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核心指标,是要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振兴乡村,就要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如果乡村不振兴,农民不富裕,那还能叫共同富裕吗?所以,实现乡村振兴的本质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仅仅考虑乡村振兴可以带来什么好处。要从更核心的价值观目标去看待乡村振兴,理解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新京报: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要建设怎样的乡村,你心中的未来乡村,是什么样的?
林万龙:我心中的未来乡村,根本上说还是“和而不同”的。在未来,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均等化,基础设施要一体化,收入、福利和精神生活方面要共同提高、共同富裕。但同时,它一定不是城市那个样子,不是高楼林立、道路拥堵的。它一定是美丽的乡村、宜居的乡村、精神生活丰富的乡村、特色鲜明的乡村,那样的乡村中,人们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同时又可以和自然和谐共生。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温铁军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2月22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文件还强调要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如何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未来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农业现代化?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农业现代化东亚经验
新京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也强调了加快社会化服务,怎么理解文件对这些方面的要求,我们要建立怎样的现代农业?
温铁军:在过去,说到农业现代化,许多人往往把目标转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农场农业,这可能有点儿不顾国情,所以这些年来推进困难。必须要考虑到,在我国,小农经济长期化是必然趋势,所以到底参照哪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方式,来推行我们的农业现代化,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新京报:是否有更合适的参照对象?
温铁军:我们寻找农业现代化的榜样时,会发现在我们周边也有,如日本、韩国等。日本、韩国的模式中,农业自身的规模很难扩大,但可以通过扩大外部规模的方式,来扩大农业规模。农户仍然是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主要由合作社提供生产服务、金融保险等外部的服务来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在农地规模达不到的情况下,以提供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重点放在提高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外部规模化的服务,用这种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不是按照大农场国家的方式,这点我想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社会化服务怎样惠及小农户
新京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多年,已经建立了相对庞大的服务群体,但也存在青睐大农场、轻视小农户的现象,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温铁军:过去,一般所说的社会化服务,往往在大宗农产品集中生产的地方,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但中国地大物博,差异化普遍存在。十里不同风的差异,制约着社会化服务的统一模式。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如果社会化服务是瞄准平原这种地方,看起来确实很壮观,但农业现代化不是电视上一字排开的大型农机,千差万别的需求,难以靠统一服务来满足,如山区、贫困地区等缺乏规模化经营的地方,需要分散化的服务方式,当前,仍旧缺乏因地制宜的服务,搞了太多大规模的、统一的农机机械和服务模式。这是不适合山区面积广大、十里不同风的、在地化的农业生产条件的。
新京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温铁军:正因为千差万别,每一家需求不同,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不到在地化,做不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往往就落实不下去。在日、韩等地,他们在山区所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是根据山区的客观情况,因地制宜的。这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普及中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式,来推动在地化的农业服务,特别是在地化的农业机械的技术创新。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服务真正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老百姓门前,才有可能解决现代这种小农户高度分散,技术和业务的各种需求高度分散下,社会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村生态、生产和生活是三生合一的,有什么样的生态条件,就产生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生态和生活是合一的,为了维持这种生态和生活,就有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把生产变成了第一,用生产来引领生态和生活,恐怕就弄反了。当前各种有关政策方面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社会化服务,农机、农技创新的经验,还缺乏调查研究,缺乏了解。希望进一步增加调查,才能把农业现代化落到实处。
农民现代化应放在第一位
新京报:文件提出,要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当前,我们的政策保障是否还存在不足的地方?
温铁军:其实许多问题,有一个怎么重新打造抓手的问题。当前,一部分政策制度,初衷很好,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如按照文件要求,新的家庭承包落实到每一户,大家都拿到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必须划清四至,这个是一个高成本的劳动,尤其是山区,一家七八块地常态,每一块地划清四至,落实到每一户,很难。许多家是拿不到如此规范和细致的合同文本,因为做不到。再如,政策要求,流转必须是合法合规的,举例来说,农民常常自己开点儿小荒,这是没有合法手续的,他出去打工,给别人种,回来后自己种,大量这种客观上的情况,和主观上想象之间,差距太大,使得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希望在决策中,尽可能进行更多更深入的调查,首先要做的,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问题真正搞清楚。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三农现代化放在一起讨论。过去说农业现代化,后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一个进步,但农民呢?三农现代化为何总是缺一农?杜润生老先生曾多次强调,千投入,万投入,不如投入一个农民的积极性,我们总是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和政策。在现实中,许多政策多是有利于公司、投资人的。这样的政策落实起来,对农民来说,往往是难理解的。所以,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把农民的现代化放在第一位,我们国家的现代农业就难以实现,如果不把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农村的现代化也是很难讨论的。从周边的经验看,日本、韩国的模式,最为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领域起步入手的,它所能提供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服务,而不是简单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服务。
乡村振兴不能只让农民种地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现代农业应该是怎样的?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是符合生态要求的,能够有效推行减碳,并通过立体循环农业来吸碳的。以前的农业现代化,越是大规模推进集约生产,期间所使用的化肥、农药等,越是加剧碳排放,越是大规模养殖,甲烷排放就越为严重。以前农业现代化的大规模集约化的方式,在生态文明的新的发展战略下,应该是向着高质量的新发展方式转型。如果用高排放的方式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恰恰和国家当前要求的方向是相反的,继续沿着老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可能与预期相反。
新京报:怎样才是正确的方式?
温铁军:我国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就明确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走向绿色生产方式,把立体循环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向。立体循环农业要求以空间生态资源的系统开发作为基础,根据空间生态资源的情况,系统性地推进立体循环和分布式的三农现代化。这其中就包括,农民怎么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中获取收益。
新京报: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调提升农民在农业产业链条中的收益,你也提到过,不能只让农民种地,你认为怎样才能更好提升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
温铁军:三产中的高端部分是什么,是金融、保险、期货等产生较高收益的领域,这恰是单个农民无法进入的。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重构新兴集体经济,才有可能在农村集体经济获得国家大规模的重资产投入,形成的设施性资产变成集体资产的情况下,让农民得到以劳动来获取资产收益的条件,农民才可能得到财产性收入。这才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主要政策内容。农民进入三产融合,尤其是得到三产中的高端收入,就要让农民得到资产性收入。再进一步,产业留在县域,才能让农民分享产业的县域化的收入,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迈向共同富裕。
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三农专家
(根据孔祥智发布的视频字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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